师者父亲（下）

文 / 远 山（北京）

四

白天开“批斗会”，晚上唱“样板戏”。村里和学校都火燎毬毛似地挺忙。就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校领导不让我父亲上课了。让他天天“写检查”，跟我爷爷，跟我奶奶，“划清界线”。可父亲天生就不是“大义灭亲”的人，不可能和亲爹亲娘一刀两断。因此，“检查”写了一摞一摞的，堆了满屋子。如同我后来痴迷文学创作。校长却总说，父亲写的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这也如同报刊主编说我：太肤浅，没有触及人物的灵魂。不同的只是：父亲从没有收到过退稿，而我常常收到退稿。我仿佛记得，当年，父亲总对我们兄弟讲：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周总理是资本家出身，毛主席也不是贫下中农。你们想想，如果饭都吃不上，毛主席、周总理拿什么去上学读书？转而，又低语叮嘱我们：在外边，别瞎说八道。多背毛主席语录，语录上怎么说，咱们就怎么说。听毛主席的话，都照着语录说，这样最保险。我想：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批斗会”，乱哄哄的。也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能保祐我们家了。回到学校，父亲又接着写“检查”，与爷爷、奶奶“划清界线”去了。当然，校长仍是批评父亲：还是划不清楚界线。其实，费尽一生，父亲也没有和爷爷、奶奶“划清界线”。羊羔都知道跪乳，父亲吃过祖母的奶。虽然奶水不足，毕竟把父亲喂活了，养大了。父亲怎能反过头，咬娘一口。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咱中国人啥时候也不能六亲不认，当“白眼狼”呀。要不，刚一粉碎“四人帮”，父亲就揣着一大皮包“上访材料”，到靳家堡公社，到延庆县委，甚至到北京市委，到党中央、国务院，为屈死的爷爷，为挨斗的奶奶，鸣冤叫屈，张罗翻案去了。父亲早于很多人，成为中国“第一批上访专业户”，执着而坚韧。是教师版的“秋菊打官司”。父亲看到：刘少奇、邓小平都平反了，彭德怀、陶铸也平反了，邓拓、吴晗、廖沫沙全平反了——轮也该轮到给我爷爷、奶奶平反了。可是，父亲没有想到：任他从公社、县里，一直跑到党中央、国务院，所有的“上访材料”，盖了大大小小一溜红戳印子，也都和父亲一样，在外边“转悠”了一圈儿，又一份不少，最后全回到了苏庄村。村里，还是“文革”时，那伙人当官掌权。他们笑父亲迂腐，当老师当糊涂了：告到哪儿，还不是得回村里“阅处”吗？水大能漫过桥去？为了你那屁大点儿事，市委书记、市长还能大老远，专程跑咱苏庄村一趟？都是领导，谁吃饱了撑的，这么爱管闲事？父亲实在没办法了，拉着接待他的各级领导的袄袖子，红头涨脸地说：我有五个儿子，他们都长大了，我告不出结果，我还有儿子。我就不信，没个说理的地方。似是要以老愚公为榜样，任你王屋山、太行山再高，我刘宝珠子子孙孙“告”下去了。生命不息，“告状”不止。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党中央发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霹雳一声震天响，全国440万地主、富农被摘掉“反动帽子”。悉数“一风吹”。这“440万人”里，当然有我爷爷刘魁，有我奶奶李秀英。按照党中央的这一规定：地主、富农出身的人民公社社员，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他们在今后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父亲、四个姑姑，还有我们兄弟五个，如同摘去了“紧箍咒”，身心彻底获得解放。就在这年7月，我恰好参加高考，侥幸考上了北京师院中文系。9月，报到前，村里还有人“找茬儿”，想以“出身富农”，取销我的“入学资格”。我的黄柏寺中学，还有靳家堡公社，先就不干了。他们对村里说：现在，孩子上大学，不用村里“政审”了。你们也别挡道，挡也挡不住。都什么年代了，也不看看形势？再说，靳家堡公社才考上三个大学生，黄柏寺中学只考上一个。这是咱苏庄村的光荣。有的村，还给考上大学的孩子，发奖金哩。你们就别再“半夜三更梦游撒癔症”了。村里人更不知道：考大学前不久，我已在黄柏寺中学，加入了共青团。这是母校在我们这届毕业生中，发展的最后一批团员，我感到特别荣幸，也激动不已。我面向邓小平的画像，深深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并攥紧俩小拳头发誓：世世代代听党话，坚定不移跟党走。此后，我入了党，又进入党政机关工作。同时，注意言传身教，树立刘家良好家风。因此，儿子、儿媳也很早就“加入了党组织”。小孙女二年级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升入三年级后，还被老师、同学选为“三道杠”的大队长。再说父亲，他心中仍愤愤不平，总觉得：爷爷、奶奶冤枉，非要找个组织，专门给我们家“莫须有的富农”，平反昭雪。父亲固执地认为：我们家之所以遭到“迫害”，都是因为爷爷得罪了村干部，是“造反派”蓄意加害。村里也有“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党中央也好，北京市委也好，应该到基层“收拾收拾”这帮“混账王八蛋”。我没办法，只得用邓小平那句最精辟的话，劝慰父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因为我知道：父亲一生，最爱听毛主席的话，最爱听邓小平同志的话。几十年过去，我也当父亲了，也当爷爷了，我才终于慢慢明白：父亲既是毛主席、邓小平同志的忠臣，又是爷爷、奶奶的孝子。在父亲心中：这四位老人家，都挺伟大的。所以，父亲对待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就像对待爷爷、奶奶一样恭敬；父亲对待爷爷、奶奶，就像对待毛主席、邓小平同志一样忠贞。

五

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春风啊吹绿了东方神州，春雨啊滋润了华夏故园。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已有25年教龄的父亲，重执教鞭，再次登上三尺讲台。此时，父亲46岁，正值盛年，他决心：化忧愤为力量，一天当两天用，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后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县教育局、乡镇学区，非常理解父亲的心情，对年富力强的父亲也高度重视，先后选派他到孙庄小学、下郝庄小学任教。孙庄、下郝庄，都是小村，说是一所小学，全校也就二、三十个学生。可是，别看学校小，一至五年级的学生都有，均在一个教室上课。叫“大复式班”。比如，父亲给一年级讲课时，二至五年级的学生，就先上自习。然后，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轮着来。一遍轮下来，也该下课了。一堂课，一个年级，只有七、八分钟。时间紧，任务重。必须条分缕析，简明扼要，可不是“闹着玩的”。年轻老师，刚毕业十年八年的，那是“玩不转”的。没有金刚钻，甭揽瓷器活儿。一个学校，就父亲一个人。父亲既是校长，又是教导主任，更是老师。而且，还必须是“复合型教师”，数语政，音体美，六项全能，文理综合性小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样的“综合性小学”当老师，还应该是个“社会活动家”，因为小学校，要和村里方方面面，家家户户，打交道。学校吃水，用电，教室门坏了，桌凳散架了，冬天买煤生火，夏天呼雷闪电，堵漏雨的房顶，都得找村干部，找木匠，找泥匠，找电工，找车把式······磕头作揖，到处求人。每到求人帮忙，父亲就给村里“支教志愿者”们，一根接一根上烟。有时“大前门”，有时“恒大”。都是那时的“高档烟”，乡下的“奢侈品”。而父亲只能抽廉价的“北海”和“官厅”。因此，父亲在村里，威信颇高，人缘相当好。据父亲回忆：那时候，在村里上小学，好像不用交任何费用，只需买个书包，买每学期各科的教课书，买几个必须的作业本，就行了。都算下来，也就几块钱，顶多十块钱，足够了。可是，就这几块钱，十来块钱，村里有人家竟也拿不出来。孩子到龄却上不了学，还有孩子读了一、两年，因为新学期买书本，又没钱了，只得辍学回家。父亲很痛心，很着急。一开始，父亲用自己的工资，尽量帮助可怜的孩子们，但顾了今天，却顾不了明天。终不是长远之计。治标，更须治本。困难面前有父亲，父亲面前无困难。困难再大，能有中国革命难。爬雪山过草地，二万五千里，都走过来了。万水千山只等闲。父亲的宏图大计，就随中国工农红军的脚步，一路转战到了陕北。父亲想起了延安，想起了南泥湾。想起了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想起了周总理纺线线。毛主席把天下都打下来了，把中国人民都解放了，咱怎能让生在红旗下的孩子们，一夜回到解放前，读不起书，上不起学，再成为目不识丁的“睁眼瞎”呢？如果是这样，还怎么对得起毛主席，还怎么对得起无数牺牲了的革命先辈呢？父亲把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找来，问孩子们：大家愿不愿意上学？大家都回答：愿意。父亲又问：可村里有孩子，因为买不起书本，上不了学，怎么办呢？同学们回答不出来了。父亲说：回去想。活人不能让尿憋死。第二天，父亲又找来孩子们，问：想好了吗？都揺头。只有班长，怯生生说：我回家请教我爹，他告诉我，都穷了十八辈子了，辈辈都上不起学，上不起学就不上呗。反正都是种地，认不认字没啥。认识庄稼，就饿不死。大家都笑了，父亲没笑。一个行动，比一打纲领都重要。于是，父亲带着全校二、三十个孩子，利用早晨上课前，下午放学后，扛着镢头、铁锹，到村边田间地头，种蓖蔴；到山坡、田野，挖中草药；到烂葛地、高岗子，挥锹筛沙子去了。都是农村孩子，从小就干活，门里出身，哪样都不“利巴”。利巴，是我老家延庆的土语，“外行”的意思。一群孩子肯流汗，不惜力，个个干得热火朝天，可比在教室上课，还来劲儿。家长们远远看到了，纷纷驻足观望，颇感好奇：刘老师不在教室里，给学生们上课，却起早贪黑，领一帮“小豆崽子”，今天上山，明天下地的，这是“体能训练”，做游戏？还是学习解放军，“长途拉练”呢？半年过去了，父老乡亲才看出了一村“惊奇”：秋天收获的蓖蔴，操场上晒干的中草药，野地里筛出的一车一车的“高粱沙”，卖到县城里，就给孩子们，换回了新书包、新书本，换回了一捆儿一捆儿的钢笔、圆珠笔、铅笔，还有转动削笔刀，还有漂亮的海绵塑料文具盒······琳琅满目，摆满一教室，就像走进文具店。按照年级，父亲念一个名字，就上来一个同学，领一份丰厚的学习用品。而且，全校集中管理，统一发放，按需分配。拿到这些心爱的文具，孩子们就像过节，高兴得就地翻了一溜跟头。芝麻开花节节高，蓖蔴开花人人笑。勤工俭学，校外副业，挣钱多了，父亲不光发文具，他还给孩子们发运动衣，一人两套：冬天长袖，夏天短袖。男同学一身蓝，女同学一身红。脚上没鞋，人怂半截。如此时尚的运动服，该穿“大回力球鞋”，这是必须的“标配”呀。于是，父亲又给同学们，发了两双“大回力球鞋”。冬天穿“高腰儿”的，夏天穿“低腰儿”。村里头头脑脑，学生家长们，紧攥住父亲的一双手，一个劲儿“钳握”，“生猛而热烈”，把父亲的手握得“生疼”。夺了好几回，都没夺出来。别瞧乡下人没文化，说话却“一句是一句”，比乡里县里有的领导还明白，还暖和人：解放三十多年了，村里也来过好几十位老师，哪有孩子上学不花钱的，花多花少总得花吧。您刘老师不仅不收一分钱，还给孩子们发衣服，发鞋。您问问孩子们，长这么大，他们穿过这么好的衣服，穿过这么好鞋吗？您不光教学生，更是在帮我们养活孩子呀。这二、三十个学生，不管是男是女，姓张姓李，都是您刘老师的儿子、闺女。说着话，很多家长，竟哽咽，潸然泪流。父亲既感动，又很不好意思：我是老师，都是应该做的。我家里有五个孩子。这二、三十个学生，都是党的孩子，都是祖国的孩子。背上了新书包，用上了新文具，穿上新衣新鞋，孩子们一改往日的邋遢样，擦干两筒鼻涕，满怀雄心壮志，咬紧牙关，手攥小拳头，夜以继日，大踏步向科学文化的高峰，奋力攀登。师生同心，其利断金。经过五、六年的顽强拼搏，父亲执教的学校，在全学区中心小学统考中，平均成绩，从以前的最后一名，一举跃升为第一名，全校各年级及格率、升级率，都是百分之百。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父亲既注重教书，更重视育人，使同学们“德智体美劳”,都得到全面发展，走“又红又专”的路子。父亲的学生，到学区，到县里参加运动会，由于学校小，他就动员所有学生都报名，大家齐上场，个个都是运动员。不管长跑短跑，还是跳高跳远，到决赛时，小运动员们比红了眼，父亲的学生，干脆脱掉“大回力球鞋”，在沙石地上，“撒丫子”开跑，赤足起跳。真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父亲任教的学校，就荣获：沈家营中心小学春季体育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名，就荣获北京市冬季体育锻炼先进单位。很多几百、上千人的大学校，见到此情此景，惊得目瞪口呆，探寻父亲：请问我的刘老师，您的学生，是吃了“大力丸”了，还是喝了“老憋精”？“刘家军”怎么比“马家军”还威武？父亲又不好意思地笑了，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连“可口可乐”都没喝，更没喝“兴奋剂”，尿检都是“阴性”。人是要有点精神的。白求恩、张思德，还有挖山不止的“老愚公”······毛主席的“老三篇”，让孩子们多背一背。比吃“山珍海味”都补。大补。补钙，补维生素，补卡路里。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哪怕敌人逞凶狂。从父亲获得的一摞摞荣誉证书上，从他获得的各式各样的奖杯中，还有他贴了一墙的奖状上，以及从《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班主任》《辅导员》等报刊杂志的采访报道里，我才较为清晰地知道：以上这些故事，大都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及至八十年代，父亲单枪匹马，在孙庄小学、下郝庄小学执教期间。

六

父亲在外面教书，当老师，不管离家多近，他都是周六回家，周日返校。在孙庄、下郝庄村教书时，父亲离家也就三、四里路，走着十几分钟也到家了，更何况父亲还有一辆德国进口自行车。可他仍是周六回家，周日返校。我家在农村，春种秋收，家里家外，有干不完的大活小活。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个，经常忙得找不着北，累得上不了炕，免不了责怪父亲：只有学校，没有家。两耳不闻家中事，一心只教圣贤书。是个“甩手掌柜的”。父亲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笑：我是个老师，一教室学生等着我哩。你们就多辛苦点吧。地荒了也就荒一季子，孩子荒了就是荒一辈子呀。不能把一学校的孩子撂荒了。母亲怒喝：地荒了，一家子吃啥？喝西北风？父亲小声回答：有啥吃啥吧。1960年都过来了，吃榆树皮，吃白薯秧，吃木兰芽，都能活。喝棒子面糊糊也行，多兑点水。不用喝西北风。骑着倒轮闸自行车，揺一路清脆的铃声，父亲又直奔孙庄、下郝庄，教书育人去了。父亲是个纯粹的“职业教育家”。别的，什么都跟父亲没多大关系，全然不往他心里去。天塌了，也不会砸到他一个小学教师头上。作为一名小学教师，父亲被曾经的一个又一个运动，折腾得胆战心惊，更何况他还戴了一副“富农出身”的精神枷锁。每次运动，都要“折腾”一下父亲。而今，“群众运动”没有了，可以集中精力上课教书了，因此，父亲焕发出青春，增添了干劲，整个心思全在工作上，又接连取得了一系列成绩。父亲便再次萌生了“入党”的强烈念头，虽然他那时已经五十七、八岁了。这一日，父亲特意换了一身笔挺的中山装，找中心小学党总支书记，汇报自己的这一“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看到“一身正装”的父亲，总支书记一怔：刘老师穿戴得这么精神，仪表堂堂，您这是要陪乡长到“县宾馆”吃宴席，还是要去北京接见“哪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因为很多老师都知道：这身深蓝色毛料中山装，父亲只有到县里开会，或参加哪个教师的婚礼时，他才舍得拿出来穿穿。相当于父亲的“礼服”。父亲向面前的党总支书记，郑重而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愿望”后，父亲竟心跳加快，热血沸腾，像个小伙子似地激动不已。的确，父亲在刚参加工作不久，还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时，他就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而且，总追着领导“汇报思想”，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一年又一年，执着而坚定。若不是1964年，爷爷被错打成“富农”，含冤投湖，也许父亲早就“加入党组织”了，很可能还当上了“党支部书记”。可世事难料，往事不堪回首。原以为“昨夜的昨夜的星辰已坠落”，可谁知“我那万丈的雄心，从来没有消失过。”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心小学党总支书记比父亲小十多岁，听了我父亲的一番话，又是不易察觉地小小一怔，但很快就平静如常，毕竟是党总支书记嘛。党总支书记虽然年轻，却比我父亲老成，比我父亲圆熟。党总支书记和颜悦色，耐心地对父亲说：积极要求进步，是好事，谁也不能反对您申请入党，我更不能反对，也不会反对。若是倒退二十年，哪怕倒退十年，我不仅不反对，我还要重点培养和发展您“加入党组织”哩。但是，您看，您现在，还有一、两年，就退休了。您小孙子，也都两、三岁了。退休了，您哄哄孩子，含饴弄孙，天伦之乐。多好。这回，轮到父亲一怔，一怔，又一怔。连怔了三怔。如同三伏天，父亲正满头大汗，冷不防，被党总支书记兜头泼了一桶冰水。父亲身上凉快了，心里也“拔凉拔凉”的。可是，父亲不想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想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他要为人类最壮丽的事业而奋斗。父亲很早就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崇拜保尔·柯察金，崇拜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即使当不了英雄，父亲也很愿意，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无奈，父亲一辈子的这个夙愿，最终还是落空了。自己的理想难于实现，父亲“入党”无望。从此，父亲和他的五个儿子一见面，总忘不了谆谆教诲我们：“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殷切之情，溢于言表。等我们兄弟五个“入党”了，父亲又引导和鼓励他的五个孙子、孙女，树立远大理想，积极要求进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父亲的大孙子，还不到18岁，父亲就亲自指导他，写“入党申请书”。刚刚18岁，上高三时，大孙子就真地“入了党”，成为他们中学“第一个学生党员”。上大学后，大孙子又被选为系党支部副书记。父亲喜不自禁，逢人便夸他大孙子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全家人心里都非常明白：我们每个人，不管谁加入了党组织，同时也代表我父亲，一起“入了党”。父亲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小学教师，一个最平凡的人。他一辈子没机会和延庆县长握回手，一辈子没坐过飞机，没登上过天安门城楼。父亲最远最享受的一次旅游，是1993年夏天，和几个亲友一起，去北戴河看大海，在浅水区游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当然，父亲一辈子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小学教师：这一非凡的职业。父亲心里知道：他一辈子都是在，为祖国为人民培养人才，为共产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当然，父亲一辈子热爱中国共产党，一辈子紧跟中国共产党。他热乎乎的一颗心，时刻合着党的命运和脉搏跳动。2008年3月3日，父亲去世那天上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了。3月5日，父亲遗体告别那天上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了。作为一名“党外人士”，父亲身上自然不会覆盖“党旗”，可回想起父亲的一生，我却又常常能够听到：“镰刀和锤头”的铮铮“交响”。想起一个多月前，2008年春节的时候，我回苏庄老家贴春联，东南大门上，贴的依然是，父亲规规矩矩的亲笔正楷。对联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横批是：红心向党。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沈家营中心小学裴巨发校长满怀深情，讲了这样一段话：敬爱的刘宝珠老师，教书育人半世纪，桃李不言；传道受业遍妫川，下自成蹊。刘宝珠老师的一生，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一生，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为延庆的各个领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为延庆县教育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刘宝珠老师不愧是老一代人民教师的优秀代表，不愧为年轻教师学习的楷模。裴巨发校长说出了很多熟悉和不熟悉我父亲的人们的心声。著名书法家都本基先生，得知父亲不幸病逝的消息后，立即铺纸挥毫，四尺一张整宣，大笔如椽，只写了四个字：为人师表。榜书。浓墨重彩，典型的“都氏霸体字”。远远一望，顿觉：器宇轩昂，顶天立地。谁看了，都说：这书法，有情有义，颜筋柳骨。后面，站着一个人哩。这个人，就是刘宝珠老师。都本基先生动了真情，是拼了洪荒之力。如果父亲地下有知，看到都先生给他写的这副“心血之作”，毕生临书唐楷的父亲，可能会很不好意思，急得直摆手：受之有愧，不敢当。我还不是共产党员。我要好好干，再努把力，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七

2021年7月，建党一百周年时，我曾写过一首歌词《心中的歌儿唱给党》。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一怀初心热满腔血滚烫品味苦难辉煌哟感悟你的百炼成钢自从心中懂得“主义真”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永远跟定共产党跟定中国共产党············后来，作曲家朱培华看到了这首歌词，挺感动的，就主动谱了曲。后来，军旅歌唱家吕薇看到这首歌曲，挺感动的，就主动演唱。再后来，朱培华、吕薇两位艺术家合作，就把这首歌曲拍成了mv,发表在中央宣传部的“学习强国”网和“央视频”上。同时，这首歌曲，成为浙江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侨心向党再出发”初心之旅活动主题歌。共同创作了这首主旋律歌曲作品后，朱培华、吕薇两位老师都很激动，心潮澎湃，双双表示：今后，我们还要多创作一些这样的好歌，凝神聚力，鼓舞人心。我们也要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想：明年，中央组织部再公布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时，应该会有朱培华、吕薇两位艺术家吧。我还想：明年7月，我们党102岁，我父亲92岁的时候，把朱培华、吕薇两位老师和我，倾情创作的这首“心灵的歌唱”，播放给天堂里的父亲听听。这不仅是我“心中的歌”，不仅是朱培华、吕薇两位艺术家“心中的歌儿”。作为儿子，我还知道：这更是我父亲“心中的歌儿”。

谨以此文

深情献给

中国共产党101岁

父亲91岁

纪念日

2022年7月11日晨

第三稿成于北京宛平城竹里馆

作者远山简介

        远山，北京延庆人，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语文教师，后当记者，在机关工作。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理事。

        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诗刊》《中华诗词》《当代》《十月》《散文》《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山西文学》《当代诗歌》等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出版《黑月亮 白月亮》《天朗气清》《山一程 水一程》等文学作品集5种，300余万字。

        有30余篇（首）小说、散文和诗歌获《人民日报》《小说选刊》“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第十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优秀作品”“田间文学奖诗歌奖”“巴金文学奖小说奖”和江西省、安徽省、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等文学奖。

       近年，他为大型晚会和电影、电视剧等创作了30余首主题歌歌词，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省市区广播电视台播放，广为传唱，深受听众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