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父亲（上）
（散文）
文 / 远 山（北京）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唐）韩愈《师说》父亲，应该是一个气度博大的朋友。（英）狄更斯
——代题记
一
如果父亲健在的话，到2022年7月11日，他刚好满91周岁。这样算来，父亲比1921年7月1日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小了正好10岁。2022年“七一”前，媒体发布了一条消息：据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671·2万名。不愧为世界第一大党。党员队伍壮大，数量超过很多中等国家的总人口。但是，我知道，这9671·2万党员中，却找不到我父亲的名字。父亲是个极普通的人，从1952春天开始，他就在我老家延庆做小学教师。一直做了40年，直到退休。执教满30年的时候，县里发给父亲一个大红的证书；退休的时候，县里又发给父亲一个大红的证书。这两个大红证书，父亲生前一直都小心翼翼地珍藏着。
二
从河北怀来师范学校毕业时，父亲刚刚21岁，分到延庆小学做教师。父亲梳那个年代时兴的分头，爱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像新生的共和国一样，朝气蓬勃，扬眉吐气。父亲穿的自然是蓝色中山装，严整挺阔，只比解放军的绿军装稍逊半筹。可父亲读过“初师”呀，当年算得上“大知识分子”了。这可是大多工农出身的解放军，艳羡不已，不好比的。因而，父亲总爱在中山装上衣兜里，插两支钢笔。一支笔灌蓝墨水，一支笔灌红墨水。蓝水笔写字，红水笔给学生判作业。打个“√”，或打个“ⅹ”。红红的，特别醒目。父亲家离县城不远，只有十几里，曾是乡政府的所在地。“文革”时，还是县里的“五七干校”。提起来不用“嘴怯”，远远近近都知道，叫苏庄村。可父亲却是新、旧社会以来，全村六、七十户土里刨食庄户人家中，第一个考出来的“读书人”。扔掉了“锄把子”，靠“一根粉笔”，当老师教书“吃饭”。农村的孩子都爱干活，父亲却更爱读书。这多少有点得益于爷爷的开明。与村中乡亲们相比，爷爷格外重视教育，就是：即使家里再穷再苦，也尽量让孩子读书。向往知识，崇尚文化。就像陈独秀、李大钊，当年特别喜欢“德先生”“赛先生”一样。爷爷虽未到天安门游过行，没参加过“烧赵家楼”，倒也听说过百里之外，北京城里发生的“五四运动”。1919年初夏，13岁的爷爷，在他刚刚剪去一根大辫子的父亲带领下，正跟随他的三个哥哥一起，顶着一盆火红的日头，在村东的地里薅谷子。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爷爷那一辈兄弟四个，爷爷排行老四。其实，兄弟四个都没上过学，可爷爷却无师自通，偷偷学会了打算盘，识得二、三箥萝汉字，会写自己的名字，会记家里进进出出的“流水账”。我曾在我家东南大木门背后，亲眼看到爷爷写的三个字：“刘昌明”。楷体，笔划很粗很重。原来，爷爷叫：刘魁，字：昌明。他的三个哥哥，分别叫：刘科、刘举、刘元。爷爷的三位哥哥，虽目不识丁，名字却个个取得庄重，表达出庄户人，渴望读书求学的远大志向。爷爷兄弟四个的名字，连在一起，读出来是：科举元魁。不知是哪个“私塾先生”，捋着美髯给取的。蕴藉深厚，颇有些“嚼头”，也非常“励志”。我爷爷的父亲刘安，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在清末民国初，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日子过得勤俭，积了不薄不厚的家底儿，便咬牙给他的四个儿子，先后盖了十间房。青砖垛，筒瓦。北院五间，老大老二住；南院五间，老三老四住。我爷爷住南院东边的两间半。不久，爷爷自力更生，又在他住的两间半房前边，盖了两间土坯房。坐东朝西。平常放点杂物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在里面，养过一、两头小毛驴。我五、六岁时，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从黄柏寺姥姥家回到苏庄，在土坯房南面那间，住过几年。记得：我刚一上炕，就把炕坯踩塌了，“扑嗵”两脚掉进炕洞里。我问大哥：“什么的干活？”大哥说：“有鬼子？或者是卖国贼伙会儿干的？”“伙会儿”，是我老家，当地的一个汉奸组织。吃里扒外，卖国求荣。大哥一脸炕灰，我一脸炕灰，哥儿俩搂脖子抱腰，笑得前仰后合，十分畅快。倏忽就到了夏秋，晚上突然下起了雨，窗外雷鸣电闪，屋内如大喷头免费淋浴。我一个鲤鱼打挺，赤条条跃出雨海，望见土坯房顶，漏得像“杜甫草堂”。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没办法，母亲只好带着她的儿子们，赤脚蹚水，冒雨紧急转移到北院，租住我大哑巴大爷的两间有瓦的西房。除了两间半筒瓦房、两间土坯房外，我爷爷还有四十二亩半沙岗薄地，过着乡下农民“吃不饱也饿不死”的寻常日子，当地习惯称作“小疙瘩主儿”。土改时，按照政策，爷爷家就被定了“中农”。我讲这些，无非是想告诉读者：父亲能够考上怀来师范学校，除了父亲聪明好学，爷爷高度重视教育外，家里还要能“吃上饭穿上衣”，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条，虽不是专对我爷爷说的，但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放在我们家，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信马克思。我爷爷也信马克思，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从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父亲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学习之余，也接长补短，干过不少农活。风里来雨里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父亲深知：乡亲们的生活，有多苦，有多累。因此，在县城做了教师后，父亲倍加珍惜，格外敬业。他又受过专门的师范教育，教书育人很卖力，也有章法。领导满意，同事夸赞。学生们也爱上他的课。显山露水，出了成绩，自不会被埋没。很快，父亲就当了班主任，当了年级组长，当了教导主任。工资也随了职务，芝麻开花，节节高了起来。父亲半夜睡不着，挑灯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钢笔小楷，工工整整。如同书法家田英章，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书写的各部部长的“任命状”。一笔不苟，如同毕升的“活板印刷”。很是端正庄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激动人心的话，父亲足足写了五页横格纸。父亲起身，望一眼窗外，太阳正跃出东方地平线。万丈阳光，普照了妫川大地。父亲心里，亮堂堂的。八达岭长城，正从我的家乡，巨龙般腾空而起。据父亲回忆，他刚参加工作时，工资不是发钱，而是发小米。每到月底，爷爷就赶头小毛驴，来到县城“领工资”。起初，爷爷赶一头小毛驴，后来赶两头小毛驴。小毛驴在前面“哒哒哒”地跑，爷爷在后面揺着一杆细鞭子，满心欢喜，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用父亲的“工资”，熬出的小米粥，捞出的小米干饭，比爷爷自己家种的小米，还要好吃。黄澄澄的小米，代表父亲一家人的心情。爷爷、奶奶和姑姑们，端着一碗碗小米饭，仿佛就看到了：我教师父亲的锦绣前程，看到了：新生共和国的光辉未来。春夏秋冬，月月年年;一麻袋，一口袋。似乎是用黄澄澄的小米，铺就了一条的金光大道。光着脚丫儿，一步一脚小米，一步一脚小米，就可以跑向不愁吃不愁喝的好日子，就可以跑向一望无际的未来。全家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三
父亲刚生下来时，哭声很大。不仅苏庄村能听到，不仅延庆县能听到，而且山海关外的东三省也能听到。两个多月以后，“九一八事变”，就在辽宁奉天爆发了。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听到父亲的哭叫，奶奶赶紧用奶头，去堵父亲的嘴：别哭了。再哭，小日本就进山海关了。全中国的孩子就都没奶吃了。1931年，是农历羊年，父亲属羊。都说属羊的“命苦”，父亲风风雨雨了一生，很不容易，的确挺苦的。像“苦苦菜”，打根儿上就苦。出芽儿，长叶，还是苦。这就叫命。直到很久以后，父亲上了怀来师范学校，或是当了小学教师时，他才知道：自己刚一出生，身上就背着“三座大山”，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欺压。要不，自己为什么老哭，哭声还那么大，惊天动地的。让全国人民都听见了。父亲15岁，是1946年。因为上一年，毛主席与没安好心的蒋介石谈不拢，国共在重庆草草签了个“双十协定”，写作一篇“表面文章”，就各自集合自己的队伍，拉开了架势。你“骂”我“共匪”，我“骂”你“蒋匪”。谁都“骂”不倒谁。必须重回战场，真刀真枪，比比高低，一决胜负。打起仗来，两方面都急需人。我们小小苏庄村，有自愿投了林彪、聂荣臻，当子弟兵的；也有被卫立煌、傅作义抓去，当国民党蒋匪军的。爷爷有四个闺女，却只有父亲一个儿子。爷爷既不想让唯一的儿子去“四野”，学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更不愿让儿子落入“蒋匪”的队伍里，把枪口对准人民。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子弹可不长眼，把脑袋掖裤腰带上，你死我活“玩儿命”。刘家人天生胆小，祖祖辈辈，从未出过扛枪打仗吃“军饷”的。爷爷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我父亲，必须老老实实，留在家里，给刘家传宗接代。为此，足智多谋的爷爷，不知使了些什么手段，背地里，把父亲的年龄，悄悄改小了一岁。所以，父亲此后的档案袋里，以及他的身份证上，他的出生日期，一律显示为：1932年7月11日。改革开放后，领导干部年轻化，也有人悄悄学起当年的爷爷，请客送礼，跑到派出所，把自己的年龄，趁机改小一、二岁，也有大动作，改小五、六岁，十来岁的。不能再小了，下面还有儿子哩。再改，该叫儿子大哥了。对此，父亲很气愤，嗤之以鼻：什么玩儿意，为了当官，真他妈的腐败。寡廉鲜耻，不要脸。父亲没有去当兵，念了两年私塾，又在县城边他姥姥家那个村，上了两年新办小学。头悬梁，锥刺股，父亲以苏秦为榜样，凭着一个农村孩子旺盛的求知欲和刻苦劲儿，一举考入怀来师范学校。刹时，父亲在他就读的小学校，在苏庄村，如同“文曲星”下凡。世代“只知道跟土坷垃较劲发横瞪眼”的刘家，也自此成为识文断字的“书香门第”，令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刮目相看。父亲书法好，读私塾时，随先生一笔一划，临过欧阳询。是童子功，扎实。每年过春节，全村乡亲们贴的春联，大都出自父亲的手笔，由父亲的“欧楷”刷屏了。村里也有读过书，会写毛笔字的，他们也写春联，可与父亲写的春联，同时往大门上一贴，有文化没文化的，立时就看出眉高眼低了。于是，苏庄村过春节，乡亲们都以能贴父亲的刘氏“欧体书法”为荣耀。个别没有贴上父亲“墨宝”的街坊，一个大年都过得没滋没味，在“隆隆”鞭炮声里，望“对联”兴叹。父亲当老师那个年代，运动特别多，一个接着一个。先是“三反五反”，继之是“反右”，再是“四清”，后来就“文化大革命”了。“三反五反”时，天津地委爆出了刘青山、张子善。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两个“小英雄”，一进城却变了质，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被“糖衣炮弹”击中了。毛主席一咬牙，挥泪斩了两个不争气的“贪官”。父亲和学校领导、老师们，为之震惊，也替刘青山、张子善痛心。然后，就学文件，就念报纸，查找腐败分子。在学校里，却没有找出刘青山、张子善，连延庆县也没查出个像样的贪官。父亲和同事们一致认为：咱延庆这地方，还是比较穷，没啥油水。喂不出太肥的“腐败分子”。早先，我老家延庆，属张家口管。张家口是察哈尔省的省会。1952年11月，察哈尔省撤销了，延庆县随张家口归了河北省。1958年10月，延庆县脱离张家口，有幸归了北京市，变成首都的远郊县。1987年5月，我刚调到延庆县委宣传部工作时，还常常接到来信写：河北省延庆县委宣传部。他们不知道：此时，延庆县已被首都北京直辖29年了。父亲说：幸亏咱老家有个八达岭，不然的话，北京也不会要咱延庆。北京若是不要咱延庆，咱延庆比怀来还穷，跟赤城、崇礼差不多。要不，咱延庆人都说，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秦始皇。延庆沾了长城的光，托了八达岭的福。1957年“反右”，号召大家提意见，没意见不行，回家躺炕上好好想。想好了，一条一条提出来，才是听上级的话，才能完成领导交待的任务。这样，老师们来劲了，白天没提够，晚上加班提。就当上“晚自习”嘛。结果，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意见大王，都成了“右派分子”。父亲吓了一大跳，暗自庆幸：多亏我反应迟钝，动作慢，没提出什么“带把的意见”，不然让人抓了把柄，也打成“恶毒攻击”的“右派分子”了。为此，丢了人民教师的“金饭碗”，太可惜，太划不来了。父亲心想：大好前程远着哩，同志仍需努力。爷爷的两头小毛驴，每月还等着到学校“领工资”哩，全家人还端着青花瓷海碗，等着吃小米干饭汤，等着喝小米粥哩。父亲深知：他人民教师的“金饭碗”，不只属于他一个人，应该属于人民，至少应该属于我们刘氏全家。“反右”这一经历，也给刚刚参加工作没几年的父亲，上了生动的一课。父亲窃以为：干啥事都一样，快有快的好，慢也不一定都不好。比如，这次“提意见”，咱“慢半拍”，没抢着“出风头”，不就没捅漏子，“平安着陆”了嘛。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了。这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确实伟大，父亲最佩服毛主席了。毛主席的话，有时候，真能：一句顶一万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这年过春节，父亲在我家临街的大木门上，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幅春联。前一句，是1937年8月，毛主席为抗大第二期教职工的题词；后一句，是1957年8月，父亲自己“对”的下联。用词虽不够工稳讲究，更不敢推敲对仗平仄。而父亲森严的刘氏欧楷，一写出来，远远望去，却是：端端正正，卓然浩立，浓墨重彩，情深意厚。从此以后，我们家过春节，父亲年年写这副对联，再没换过词。笔酣墨畅，心到手到。书写了这副对联，父亲似还嫌不够尽兴，又欧楷了一个横批：“红心向党”。父亲站在新贴的对联前，端祥良久，才像了却一桩宏愿般，满心欣慰离去。1963年5月，“四清运动”开始了，声势浩大。在农村最初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后来全国城乡统一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因为爷爷得罪了村里的“当权派”，“当权派”家里的泼皮公子，便纠集几个“混儿混儿”，闯入我家，指着我爷爷的鼻子，喝斥：一锅是馒头，一锅是手榴弹。你是掀哪锅，是吃哪锅？你个“榆木疙瘩”，不识时务的老混蛋。爷爷在村里辈分高，出来进去，平常很受人尊重。爷爷看了看，又看了看这几个“地痞无赖”，用右手示意为首的泼皮过来。这“小王八蛋”刚一走近，爷爷“呸”一口痰，直吐到面目嚣张的一张“蛤蟆脸”上。村里“当权派”，恼羞成怒，就公报私仇，硬把爷爷土改时定的“中农”，污陷为“富农”。1964年4月的一天，村里预谋好了，要在晚上，全村开“漏网富农”的批斗会。给爷爷糊了高高的纸帽子，制做了胸前挂的写有“富农刘魁”的木牌子。就等晚上一吹哨，押爷爷站在木板凳上，高呼口号开批斗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没想到，当天上午，屈原似的爷爷，长歌当哭，一怒跳了苏庄村的“西大坑”。老家的4月，春寒料峭，西大坑的冰，还未完全解冻，有浮冰飘来飘去。爷爷选了西南角，水最深的地方。可见，爷爷当时的坚定决绝。比“文革”挨斗时，跳京城太平湖的老舍先生，我爷爷提前两年，舍身取义了。这一年，我父亲33岁，与我母亲结婚7年了，育有二子。我大哥差1个月5岁，我差4个月3岁。爷爷的不幸离世，犹如晴天霹雳，让向来胆小怕事的我们家，悲痛欲绝，风声鹤唳，终日战战兢兢。特别是对于父亲，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痛。当教师的父亲，被歹人构陷，凭空遭遇“出身富农”的厄运，更断送了他大好的锦绣前程。教导主任给撤了，年级组长不让干了，本还在积极靠近党组织，不停地写思想汇报，得空就找支部书记交心，父亲此时却打不起精神，“入党”已不切实际，提个一官半职，当校长，当教育局长，更是痴心妄想，等于跳脚摘月亮。人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县城小学不让呆了，父亲被轰到了乡下。一棒子接一棒子，父亲被打晕了头。在院子里，父亲接盆带冰茬儿的凉水，兜头“哗哗”冲一通，他头脑冷静了。理智告诉父亲：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于是，“运交华盖”的父亲，怀揣一纸调令，跨上德国蓝牌钻石自行车，不多不少40里，父亲骑了一头大汗，先去了左所屯小学，继之又前往永宁小学。父亲登上讲台，喊一声：同学们好。仍然神采奕奕，精神焕发。一晃又是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村里地痞又“戴了红袖标”，成了打爹骂娘的“造反派”。先揪出了谷向海，他是个老光棍儿。据说，谷向海当过“伙会儿”。“伙会儿”是哪根“屌毛”？上岁数的人告诉我：“伙会儿”，就是解放前，我老家那一带，一个反动的地方组织。傅作义的“狗腿子”，打聂荣臻。助纣为虐的谷向海，被拉出去斗了两、三回，一天下午，敲锣打鼓，村里打算再斗一回。三天不开“批斗会”，晚上睡觉都没“滋味”。人不能闲着，闲着日子“寡淡”。全村人都集合起来了，几个强壮的“造反派”，扯一根蛇粗的麻绳，来捆“伙会儿谷”。一脚踹开老家伙的房门，谁想死不改悔的“反动派”，先“造反派”一步，用同样一根蛇粗的麻绳，径自吊屋梁上了。紫红的大舌头“口条”，吐出半尺余，如同《聊斋志异》里的“吊死鬼”。“造反英雄”惊叫一声，调头“撒丫子”就跑，拴谷向海的麻绳也丢落身后，在小小苏庄村跳一街“金蛇狂舞”。谷向海死了，寂寞了几日，人们坐不住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争的火，一朝点燃，怎么好意思熄灭，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必须进行到底。本想抓个刘文彩样的人物，斗起来也过瘾，终因苏庄村小且穷，沙土岗，烂葛地，元以前不知道，明清直至民国以来，竟没有发达出一个胖出油的大地主来。滥竽充数，那就牵个富农凑合着斗一斗吧。无奈，“漏网富农”我爷爷，早在两年前就跳“西大坑”了。那也难不住敢想敢干的“革命小将”，他们就把我小脚的奶奶捉来批斗。我看到：奶奶胸前挂了木牌，上写“富农婆李秀英”，她站在人群里，瑟瑟发抖。由此，我才知道：奶奶叫“李秀英”。那年，我5岁，刚记事。大约持续两、三年，被斗了几十、上百回，兼以冬天在“西大坑”挖淤泥，逢年过节扫大街，我奶奶一个瘦弱的小脚老太太，都一声不吭默默扛过来了。虽不敢和楚国大夫屈原，不敢和人民艺术家老舍，妄自相比。我却觉得：我奶奶至少比我爷爷，比“伙会儿”谷向海，更有承受力，抗打击能力要更强。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后来，“斗不垮”的奶奶，改嫁到了相邻的广积屯村。新爷爷出身可能要好一些，至少不是“富农”，因此奶奶不再挨批斗了。广积屯在苏庄村南七、八里，从我们家进县城，需路过广积屯。父亲是个孝子，曾多次带我，骑着他那辆德国原装进口自行车，去广积屯看望奶奶。父亲总要掏出10元或20元钱，塞到奶奶手里。奶奶推辞说：你们也不容易，一大堆孩子。我心里知道：这钱虽不多，却是父亲私底下，一块一块偷偷攒的，属于父亲的“小金库”，母亲并不知道。所以，我的“保密意识”很强，跟谁都不会说，跟我母亲更不能说。有时，母亲煮个鸡蛋，笑着“套我”。我就想起了京剧《红灯记》，向李铁梅姐姐学习，大声说：密电码，我不知道。直到我年龄大些了，我才逐渐感到：在给奶奶花钱方面，比起父亲的精打细算，小里小气，我母亲显得更仗义痛快，出手也更大方。只是母亲最反对：父亲瞒着她，私下里“打小算盘”，搞“账外账”。这样，可能会威胁到“我们家的中央财政，统一支付。”现在的纪委、监委，也经常清查“小金库”，也反对“账外账”。单位里，大都是“一把手”管钱，我们家也一样。从我记事起，我们家打瓶酱油，买头蒜，都是我母亲“财务一支笔”，制度相当严格，卡得很紧。连我父亲都很难“借机捞一把”，更甭说我们兄弟五个了。因此，我们兄弟五人，从小就受到母亲“务实管用”的廉政教育。长大后，定是要坚决同一切腐败现象做斗争。在我奶奶蒙冤挨斗的那段日子，村里天天晚上，还要组织村民唱“八个样板戏”。我年轻的四姑，在《红灯记》里扮李奶奶，在《沙家浜》里演沙奶奶。都是“正面人物”。在“戏里”，我四姑干革命，非常坚定。四姑嗓子不算好，唱得却极卖力。村里人听入戏了，也感动，也起哄，就给四姑使劲儿鼓掌。奶奶从不听她四闺女唱京剧，一次也懒得听。四姑唱过“老旦”，刚回家进门，还未顾上“卸妆”。奶奶就指着她老闺女，笑着说：什么破锣嗓子，还唱“样板戏”哩。你可真能“显摆”。有本事，上天安门城楼演一场。小心让江青同志听到了，抽你个“大满脸花”，拧你的嘴。四姑白了奶奶一眼。第二天，四姑又登上村戏台。全村人都在台下等着听哩，等着给“李奶奶”，给“沙奶奶”，给我四姑，热烈鼓掌哩。甭瞧村民没多少文化，也懂“样板戏”，也懂艺术。也跑十里、二十里，到别的村去“追星”。尤热爱京剧，热爱河北梆子，兼以热爱山西梆子。听到“兴头上”，该“嗷嗷”叫，也“嗷嗷”叫；该吹口哨，也吹口哨。比城里人还会“煽情”，还他妈爱“起哄架秧子”。（待续）
